《再坚持一会》作者：苏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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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得知邻居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即将返校，马上打电话给我，问我要捎带些什么。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如果不说出一样来的话，她会不舒服的，所以随口说：黄瓜干吧。


黄瓜干是母亲为数不多的一项引以为豪的“技术”，把黄瓜洗净，切成片状，用盐腌渍一段时间，然后放到阳光下晾晒。等黄瓜快干透了，就收藏起来以备长时间食用，且不会坏，味道咸中略带点酸，挺耐吃的。一听到我提起她这“绝活”，母亲自然是马上去张罗了。


几天后，我骑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才从北方交通大学宿舍楼的那位老乡处取回了母亲托捎来的小袋子。当又花了同样的时间回到住处时，我累得一下子躺到了床上，心里不禁责怪自己，何苦为了让母亲高兴说要黄瓜干呢？又埋怨母亲何必为了这么一小包黄瓜干，让我跑那么远？我累得已无力去拆那个精心包扎的小袋子，便沉沉地睡去。


等我醒来时，天色已晚，我的肚子也饿得直叫唤。我想起母亲的黄瓜干，忙拆开，只见小纸盒的最上层躺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一行字：


“阿菁，黄瓜干上白色的东西不是发霉的，那是盐，你放心吃吧。”


我的手竟在那一瞬间定住了，我仔细端详着这20多个字，每个字都蕴涵着母亲的细心和周到。从前我一直以为母亲不爱我，因为小的时候我是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就没有抱过我，所以我一直感到我和母亲之间隔着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母亲也帮了不少忙，但我们始终无法走入对方心中。很多时候，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令人羡慕的母女之情。


可是此时，当我看到她写的“阿菁”时，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30多年来，人们已习惯把我的“菁”写成“青”，也念成“青”，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最初父亲给我起的名了，以至于儿子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妈妈，你自己的名字都念错了。”



可我的母亲，一个初中还没读完，一个我认为对我漠不关心的人，却这么准确、清晰地写下了我的名字，你能怀疑这样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和关心吗？


我感觉眼角有些湿，我不想去擦拭自己的眼泪，任由它们从脸上滚落，以便尽情享受着那种凉凉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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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住处离太阳宫批发市场特别近，所以我经常手里拿着李阳英语，一边背，一边跑着步去买菜。英语也是我想突破的，一想到2008年的奥运会，我就感到浑身是劲。


有一天，当我买菜回到铁轨上时（当时那一段铁轨还未通车，所以人们可自行通行），一位大约70多岁的老人坐在铁轨上，旁边放了几袋菜，有小白菜、苋菜、香葱还有丝瓜、南瓜等。我估计是卖菜的，就准备上前询问菜的价钱。


“姑娘，我在这等你老半天了。我每天在菜园弄菜，看到你天天背英语那么用功，你是来北京学习的吧？”不料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话了。


我点点头。


“你是不是自己开伙？”老师傅很友善。


“对，这样可节省开支。”


“姑娘，你看中哪样菜，你就拿去吧。”老师傅用他那老桦树皮一样的手指了指那几袋蔬菜，对我说，“这是我自个儿种的，不施化肥，比外面卖的甜。”


“那我就买吧。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我边问边掏钱。


“你若付钱的话，我就不给你了。”老师傅似乎有些生气了，“谁又没有孩子呢？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年纪，看你这么用功，挺像我的三个孩子，所以就想送你一点菜，不值几个钱。”


我惊讶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回过神时，他已随手抓了一大把小白菜、香葱、几个丝瓜、一个南瓜，还有我刚才没发现的玉米，一股脑塞到我的袋子里。


他说这些可以留长点时间，不用担心吃不完。


忙完这些，他示意我在旁边坐下，我们轻松地聊了起来。


得知我的北京之行，他缓缓地讲开了：


“看到你们年轻一代好学，我就觉得中国还有希望，我的心里有痛啊！”他停顿了一会，努力调整着思绪，继续说，“记得抗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把我们很多学校都封了，我也失学了，我回到了天津老家。当地有一个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好藏在地窖里。有一天我看见当地惟一的一所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圆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的心在流血，我的心都要碎了……这种痛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深深地攫住了。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老人的痛何尝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痛呢？


我们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许久，老人终于站起身，他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似的提起两个大麻袋，微昂着头离开了……


我仍静静地坐着，咀嚼着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望着他佝偻的背影，一种深深的敬意和感动从心底缓缓流过。


以后每天他都重复着这一送菜行动，直到我搬家。


在泥沙俱下的转型时期，在真情日益消失的现在，这个在人们眼中渺小而卑微的生命，以他凝重的民族气节、朴实而真诚的力量深深地震撼了我，更坚定了我在北京创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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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住同院的有一家河北廊坊人：在康复中心治疗的3岁男孩秦林和他的妈妈崔子媚。秦林的耳朵上总要戴着助听器，否则便无法听到外界的声音。听他母亲说，是一次发烧时医生用错了药造成的，他爷爷还一直在准备着材料打官司呢。


我听了挺难过的，出于一种本能，我对秦林特别疼爱，只要他一到我屋里，我就停下手中的事，耐心地和他交流。他会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我连猜带划也能知道他所要表达的一些意思。有时他喜欢坐在我的身边玩他自己的东西，一句话也不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他的母亲比我小3岁，手脚麻利，过日子精打细算，我还向她学了不少过日子的小窍门呢。她就是性子太急，一看到秦林没有学会所教的知识或不听话了，就会大声地呵斥孩子，并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秦林一看到妈妈不高兴就会躲到我这儿。


“你的孩子又不在这里，他怎么老往你这儿跑？”他的妈妈每次在我这里找到他，都会很奇怪，末了还忍不住说，“他聋了，又这么不听话，不知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你这样说，他会很伤心的。”我提醒她。


“我也想对他好一点，可，可他就是不争气。”她情绪激动。


“他毕竟是你生命的延续，你试着不把他当成一个残疾的孩子，而像对待正常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他会有很大改观的，他不争气是因为你的态度使得他这样的。”我语气肯定地说。


“这话怎么讲？”崔子媚感到很茫然。


“我觉得孩子生理残疾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俗的偏见。周围的人不是全面地认识孩子，而是紧盯着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心理残疾的噩运，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中苦熬人生。”我像给子媚上课一样认真，“因此在教育孩子时，必须改变观念，哪怕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的孩子，你也应该眼含热泪地欣赏他、拥抱他、赞美他，为他而自豪，这样才能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并激发他的潜能。”


“看您对我儿子那么耐心，您能给我说说您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吗？”崔子媚感兴趣地问我。


子媚的话提醒了我，其实在我的心底，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老家的儿子。从哪说起呢？对于我来说，儿子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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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陈楠说话比一般的孩子要晚，一般孩子一岁半就开口说话，且说得挺顺溜了，可我的儿子不行，连“爸爸”、“妈妈”都叫得不是很清楚，更别说其他的了。很多好心人劝我带他到医院检查，看是不是舌头或是耳朵有什么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强忍住内心的不快应付这些“好心人”，因为我始终相信儿子没有什么问题：我教他人体部位及树木花草之类的名称，他都能很快指给我看，说明他的耳朵不会有问题。


至于为什么不愿意开口说话，是不是和我母亲呆在一起时间多的缘故？因为我母亲说的是广东白话，而我们又和他说普通话，让他拿不准怎么开口？或是这个小家伙天生爱思考，不喜欢说太多的废话？听说爱因斯坦5岁才说话呢，我安慰自己。


我之所以不愿听从别人的劝告带他去医院检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伤害他的自尊心。


一天我带儿子去市场买菜，路上碰到和我们同院的一个阿姨，她逗了一会楠楠，见楠楠没吱声，就随口说:“这么大还不说话呀，我有一个表弟比你小，人家都会唱会跳了。”


儿子更不理睬她了，临分别时，不管我怎么暗示儿子与她表示再见，儿子就是没表情。


回到家，快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儿子坐在床上流眼泪，我问母亲是不是骂了他，母亲说没有。


我忽然想起上午的事，是不是那位阿姨的话触痛了楠楠？我赶紧搂紧楠楠，把他的眼泪轻轻擦干，安慰他:“楠楠乖，谁说我们不会说话，我们楠楠是想好了才说，以后我们楠楠说得可好了。”


下午我们回到住处那边时，遇到另一位阿姨，这位阿姨特别喜欢楠楠，说楠楠有思想、有个性、懂事啦，她还问楠楠眼睛、鼻子在哪？儿子很自豪地指给她看，那神情得意极了。分别时，不用我提醒，他就不停地向阿姨送“飞吻”，“拜拜”个不停。

儿子对两个阿姨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我的心头一亮：教育孩子的奥秘不就在于父母心灵深处是否坚信孩子“行”还是“不行”吗？孩子只有在得到充分肯定的环境里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儿子之所以不说话，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说；为什么不愿意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肯定，他没有很好的参照物，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当时都还没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怎么能去感染他？我分析了诸多原因，把它们一一列出来，并开始着手实施计划。


从此我开始用赏识的方法来教育儿子，他只要说“爸爸”或“妈妈”，即使当时吐字不是很清晰，我都会很兴奋地夸赞他。我的欣喜之情极大地鼓舞着他，慢慢的，他开始叫“阿婆”了。


欣赏孩子的同时我也慢慢学会了欣赏自己，我发现原来我身上也有很多优点。


等儿子满两岁时，我带他去坐公共汽车。车上都设有普通话报站广播装置，儿子特别喜欢听，回到家就一边模仿公共汽车司机开车，一边嘴里报着停站点的名称。


所以当他开口说话时，语言表达已经很清楚了，他有时候说出的话，叫你根本不敢相信是一个才两岁多的孩子说出的。


我有时说得不准的音，他还会给予纠正。由于坐公共汽车多了，他对整个柳州市的交通路线都有了很清晰的了解，有时还给我带路呢！


我终于相信：孩子是有潜能的，孩子需要母亲的激发，因为他们还缺乏自信心，他们希望听到人们的掌声，母爱的呼唤将激励孩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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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世界是从零开始的，他们的成长是由一连串的第一次组成的，迈出蹒跚的第一步，吐出含糊的第一个字，这些对他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分享孩子每一个微小的成功，那么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拥有一个快乐而成功的人生。”


当我把我和孩子之间的一些事和崔子媚交流后，她沉思了许久。她的儿子悄悄来到她身边，她竟没有发现。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崔子媚终于动情地说，“我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倒霉，除了倒霉还是倒霉，看来我还真得从自己做起，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第二天，我发现她对孩子说话的声音明显轻柔了许多。


再到后来，秦林往我这里跑得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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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北京新鲜感的消退


我对心理咨询的前景不免有些担忧


当一个人目标明确


生存环境再艰难再恶劣也能挺过去


可一旦怀疑自己的方向


怀疑自己的选择时


那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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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家心理诊所，除了给一些求助者回复信件，我没有太多的事干。随着对北京新鲜感的消退，我对心理咨询的前景不免有些担忧起来。


在休息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在王府井书店，在一些成功激励书中看到许多名片，说不定这是一个机会。


夏日的炎热及身体的不适，此时对于我来说都已无足轻重了，我立即找出地图坐公交车赶到王府井书店。


当我从书里抽出一张张名片，不由得一阵莫名的兴奋，书店管理员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回到住处我把名片一一摊开，发现除了名字和头衔不一样外，其余地址和内容都一致：?菖?菖成功学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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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我找到了这家成功学训练机构，没有多想，我就报名参加了他们的培训课程。来参加培训的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50多岁，最小的还不足20；职业来源也五花八门，诸如创业者、教师、记者、工人、家庭主妇、在校大学生、高中生等等。


在上目标课时，讲师出了一道题：成功（100%）=目标（？%）+方法（？%）


各小组的答案五花八门，目标所占的比重有20%、45%、50%、60%不等。我们小组大部分人认为目标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我则认为达到了99%。


我被选为小组的代表。为了让我的论据更充分，论点更有说服力，我讲了一个《青年文摘》上的故事：人生之旅从设立目标开始。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从村庄走出沙漠一般要三天三夜的时间，可是在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肯·莱文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大沙漠。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而是他们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肯·莱文非常纳闷，他雇了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半个月的食品，牵上两匹骆驼就出发了。


10天过后，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仅凭着感觉往前走，那么他所走的轨迹十有八九是卷尺的形状……


肯·莱文告诉那位比赛尔人，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那位比赛尔人照着这个方法去做，三天之后，他果然走出了沙漠。


这个故事给了我这样的启示：如果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纵然有再多的知识、再多的方法也是徒劳，因为人生之旅从设立目标开始，新生活从选定方向开始。


也许是我讲了这个故事的缘故，在我之后发言的小组代表纷纷把他们的目标比例调大。


讲师最后给出了他的答案：成功（100%）=目标（100%）+方法（无穷）


我旁边的一位学员惊呼：天啊，目标的比例竟达到了100%！我一直纳闷我和我身边的很多人工作都很努力，知识、方法也不少，可怎么就一事无成？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


中午一起会餐的时候，坐在我一旁的学员问我:“苏菁，您是不是老师？您丰富的体态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把我们都给吸引了，我发现您特别有感染力。”


我摇摇头。我忽然想，说不定自己真有当老师的天分，只是当年阴差阳错去读了没兴趣的道路桥梁专业，致使做教师的潜质没被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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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成功学培训机构我又上了重要一课，这个课程叫“引爆生命力”。其他学员说上完这个课程，犹如脱胎换骨一般。我听了跃跃欲试。


课程中有一个游戏叫“人生需要选择”，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人生舞台，具体操作如下：


学员们围成内外两圈，两人为一组搭档，每做一次选择后就更换搭档，有1、2、3、4四个数字可供选择，如果和对面的陌生搭档选择的数字一致的话，就做动作。选1表示双方都向左看，选2表示握右手，选3表示双手握，选4表示拥抱。每个学员作出选择的时候不要做分析，即要忠实于你的第一感觉；一旦选择，不再更改，表示忠实于你的人生。


刚开始作选择的时候，我都是不假思索地选了1，而对面搭档伸出的手指却是2！这样更换了5个搭档之后，我有些感觉了。我当时想，为什么我的选择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呢？我是否一直在一意孤行？当我对面的搭档，一个一个由于我的拒绝未来得及和我握一下手就匆匆离开我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当第六位搭档———一位女孩站到我的对面时，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求，我在心底里对她说：你放心，我会选择2的。随着讲师一声“请考虑，请选择”，我毫不犹豫地伸出了两个手指，我准备着和她握手，可是，可是……你知道那位女孩伸出的手指是多少吗？是“4”！她终于委屈得哭了。天啊，我把一个这么信赖我的人无情地拒绝了，伤害了！我的泪水也泉涌而出，我再一次和对面的朋友失之交臂。


此时伴随着凄婉的音乐，讲师的声音犹如从我们的心底里呐喊出来：


“你每一次都选择1，而你对面的朋友伸出的却是4，你知道每一次被你拒绝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吗？你不远千里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你想发展你的事业，可是你说，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难道你忘了，当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竟可以这样的熟视无睹吗？难道他们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吗？难道你要等到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一个都离开你的时候，你才去后悔吗？也许你想：等我的状态好了，再去报答。可是你知道吗？生命是脆弱的，也许一场车祸、一次事故就永远地带走了你生命中最可贵的人。难道你还要这样一直等下去吗？不，不能再等了，爱是不能等的，爱是现在时，爱是你工作下去的理由。”


我的内心有某种情感在涌动，我的母亲，对，我的母亲，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母亲。我的父亲一直病着，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仨拉扯大，可是由于她从前常常无缘无故地责骂我们，一些行为常常惹恼我们，所以我们姐弟仨长大了都不是很尊重她，我甚至为小时候缺失的关爱久久不能释怀，可是现在，此时此刻，我忽然真正体悟了母亲内心的孤寂、凄寒，她也需要关心也需要爱啊！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顿时恸哭起来，直哭得天昏地暗。这是我来北京哭得最凶的一次，也是最痛快的一次。这时全场50多人都哭成一片。


分享感受的时刻到了，有人提到了朋友，有人提到了老师，而更多的人提到的是父母。


我也争取了一个名额，我说:“我不再责怪从前父母不当的教育，我曾经记恨我的母亲没有抱过我，我春节回去一定要好好抱抱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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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我还到北师大参加了发展心理与心理咨询专业的研究生班函授课程学习，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一个学校居然派了6位老师来，并由校长亲自带队。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了。


心理学博士生导师陈会昌教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写的《德育忧思———转型期学生个性心理研究》。


他强调重智轻德在父母中比较普遍。他从忧自国门外入手，引用了一个典型案例：


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惊的事件：中国公派留学生卢刚枪杀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和四位美国教授之后自杀。


卢刚出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从小聪明过人，学习上一帆风顺。本科毕业后，他参加了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严格考试，在几百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被公派到美国留学。


卢刚是一个受过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有理智、具有正常分析和思维能力的人，既无酗酒、吸毒的习惯，精神也没有错乱。他的行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冷静思考、多次权衡的结果，是按照他所奉行的人生信念行事的结果。他这种冷血的杀人行为，不仅是由于嫉妒，而且还因为他的性格中潜藏着种种危险的特质。在同学眼里，卢刚是一个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人。他十分孤独，没有什么人愿意和他来往……


他在北京当工人的父亲说:“卢刚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卢刚出国前个性就很强，孤僻，不合群，与父母也很少交谈，只和他二姐关系密切些。”


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确让人担忧。父母在一味赏识孩子智力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心态。


最后陈会昌教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迅速的变化中正经受严峻考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变化中的学校教育过程，而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使学校德育工作几乎是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法律、哲学、伦理、心理、宣传、媒介等上层建筑各领域变化的焦点上，其复杂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而我认为还要补上家庭这一最关键最基础的一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得最深最巧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