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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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时间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时间

　朱洪海

　　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

　　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

　　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速了破冰之旅的进程。

　　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

　　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

　　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说，柏杨的到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

　　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

　　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

　　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

　　因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

　　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过，能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过高潮。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

　　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样的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国人！

　　不同的时代，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三、以尊严为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

　　“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

　　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

　　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

　　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

　　同为中国人，两岸在经济发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发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

　　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

　　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发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发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发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

　　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发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如柏杨笑言：“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杨。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柏杨是一个导师。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今天的柏杨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当年的学生和导师，在近二十年里以不同的路径，是一起寻找到了尊严这个坐标的。但是这丝毫无损柏杨的魅力，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种智力开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柏杨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杨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充满渴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之所以接受柏杨，就在于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柏杨，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柏杨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当他们以精英的身分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柏杨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柏杨的价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陆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时间

　　陈晓明

　　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杨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杨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我理解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时代，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全部爆发出来，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文革”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叫做“拨乱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全盘接收。

　　第三，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它们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国，但是它们却发展这么快。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访问了香港、台湾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深切的爱，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争”，常想，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但因为这种愿望的表达很困难，所以转为对过去传统一种冷峻的批判与痛斥。

　　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杨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国大陆，恰好契合了当时对传统反思的思潮，我想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大陆对传统的反思，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来，许多的研讨会都曾经讨论过，但是大家感觉到对传统的批判好像都不够强而有力。换句话说，这些批判表达了很多现实的情绪，但却找不到一个强力的资源。有一点现象我要说明，就是和“五四”的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变得非常暧昧，对传统的批判到了这一时期却极少被提起。但是柏杨先生宣言式的语录出现时，我想是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证，就像是火柴一样点燃了某种东西，所以郁积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间发光了，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关于进一步的影响，就是柏杨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变成社会重要的支柱力量，这些人经过时代的洗礼、磨炼，将会对九十年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还依然在影响着“八十年代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shi_hm

嗯，对孩子要从小教育这些，长大再更正有难度。从苗子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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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开心